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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辽市提升网络表演市场监管水平

近年来,网络直播表演风生水起,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只要拥有一个电脑、摄像头和麦克风,再加上一个直播软件,任何人都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吸引眼球或者赚钱获利,网络直播降低了普通人一夜成名的成本,让越来越多的草根明星梦不再是天方夜谭。然而,极低的行业门槛和极大的利益诱惑,使网络主播队伍在迅速壮大的同时,导致从业人员素质层次不齐,鱼龙混杂,当下已经进入了一个“随走、随看、随播”的3.0移动视频直播时代。据统计,全国有200多家网络表演平台,按其形式,我们可以从直播内容上把这些网络直播表演平台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通过手机端生活直播内容为主(比如映客、花椒),第二类是以PC端游戏、表演直播内容为主的比如斗鱼、熊猫,还有具有网络直播功能的其他类功能型APP(小咖秀、小影)。经了解,网络表演市场上有三种关系非常微妙,个人主播、中小经纪公司、综合直播平台,一些个人主播为了自身发展,和经纪公司签约,再由经纪公司输送给平台,形成利益产业链。而其中平台为了吸收大量主播,盲目追求主播数量,虚增市场规模,吸引投资关注,普遍降低门槛,出现大量无资质审核、无实名注册、无规范约束、无有效协议等“四无”主播,随之而来的更是各种违法违规网络表演内容,存在更大隐患。

就网络表演直播平台而言,二三线城市毕竟资源有限,基本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创业经营,又是在文化部、公安、广电、网信等各部门对直播表演平台发力监管的大环境下,直播表演平台已经逐步做到规范经营,也就是属地集中,基本规范。

然而,当前监管政策体系中,容易被忽视的网络直播表演经纪公司,在这条利益链中不仅起到了单纯的主播管理作用,更多的是以自身影响力培训、指挥、分配主播与平台的利益,甚至直接以组织、策划主播表演内容的方式开展恶性竞争、违规表演,达到哗众取宠,谋取暴利的目的,可以说当前中小经纪公司已经遍地开花、亟待整顿。

2017年上半年通辽市连续查处了三起网络表演案件,在查处过程中我们发现,网络表演经纪公司在二三线城市已成雨后春笋之势,其经营模式趋于多样化,违规情况层出不穷,已逐步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

执法人员在本案查办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来自于法律适用认定困难。部分执法人员认为当事人违反了《互联网文化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一款,从事网络表演应该而未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可是据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了解目前《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大多数发给网络表演直播平台。而根据公司和主播签订的合同演艺条约部分执法人员认为该公司应该办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然而在《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营业性演出时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为公众举办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因网络表演难以认定为现场文艺表演活动,因此该建议也被法规适用否定。在本案陷入法律适用困境之时,经多方研究和请示,执法人员最终采纳了上级主管部门对于经纪公司和平台联合运营的认定建议,并要求本案当事人经纪公司依法取得《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那么,如何判断经纪公司与网络直播表演平台是否联合运营,建议参考如下:一是合同性质:应当调查在合同里对主播播出内容,对主播培训,对主播包装和推广都进行严格规定,由经济公司策划和组织网络表演活动,主播的表演内容是由经纪公司控制。二是专属区域:应当确认经纪公司在直播平台网站上是否有属于自己的专属页面和频道,或者频道页面宣传都是本公司内容概况等自主发布内容,比如有招聘主播广告等。三是分成模式:经纪公司利用平台的网页向公众提供了网络表演节目,平台仅负责内容审查及收入分成的责任,经纪公司通过平台收取分成,然后分给主播,主播和平台无直接经济关系,故经纪公司属于和直播平台联合运营。四是对外名义:经纪公司是否要求直播以自身经纪公司或称家族的名义对外组织网络表演经营活动,主播直播内容是否为所属经纪公司做宣传,并且在网络表演人员进行网络表演时统一使用经纪公司或家族专有名称,以表明该网络表演节目由经纪公司组织表演并向公众提供。

当前的网络直播表演市场增长迅速、竞争激烈,而在这片繁荣盛世之下的网络表演经纪公司却悄悄扮演着幕后操纵、利益分配、内容策划等多种重要角色,如何认识他们、掌握他们、监管他们、规范他们,有可能会成为网络表演市场监管工作的下一个重点和难点。